薛玉琴

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变动的历史阶段，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尤其是戊戌变法前后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儒家的权威受到正面的冲击与挑战，以至全盘崩解。伴随儒家信仰危机的日益加深，近代知识人即展开对于新思想与信仰的寻求与选择。在这上下求索的过程中，知识界与思想界充满了焦虑、烦闷、愁苦与彷徨，“人人各新其新，各旧其所旧。……国事且不论，即吾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亦不能不有所归宿”。从清末严复对于进化论的引进与介绍，到民初陈独秀对于“科学主义”的提倡，直至后“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两种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无不体现国人对于新信仰的渴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在这“怀疑与信仰”的时代中，“宗教热”应运而生。本文即以宗教家马相伯为中心，不仅考察其在清末民初的心路历程及宗教言行，而且试图通过马相伯的视角，展现近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并以此管窥近代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于宗教态度的两难困境。

    一、从马相伯重返教会说起

    马相伯生平就不介绍了。其弟马建忠1874年离会，马相伯1876年离会，1897年返会。至于马相伯为什么会在此时，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促使马相伯作此选择，目前学界有关马相伯的研究中还没有学者对此加以分析与说明。笔者在此将结合马相伯的个人遭遇以及当时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诠释。

    1893马相伯妻子携子回山东老家探亲，不幸死于海难；1895年其母病逝；同年，其弟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因直接参与了《马关条约》的谈判与签订而被诋为“小汉奸”。 家庭的变故、政治仕途的挫折，以及在“宦海”沉浮的二十年中，目睹了晚清官场贪污腐败、“上下相蒙”、骄奢淫逸的种种怪现状，已使他对儒家的价值体系产生极深的怀疑。对于有信仰的马相伯来说，自然会激起他的灵性来。正如汤因比所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起宗教”。 哲学家贺麟在《信仰与生活》一文中说：“真正的伟大的宗教